~日期:~0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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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伟大的中国皇帝陛下将要重新召开已经中断两年的众议院会议……费力。
做为罗马教廷派驻的“中国暨东亚地区大主教”费力阁下其实也算一公开的间谍人员并由此引一个有趣的现象:
中国人知道费力会定期写报告给罗马方面但假装被蒙在鼓里只是暗中去偷拆信件;费力这方面知道中国人偷拆过自己的信件但成心装糊涂反而借这样的机会来拍中国人马屁。最简单的就是信件里面凡是涉及到天子小朱的定语全部是肉麻的褒嘉赞颂。按照费力自己跟汤若望的解释是:
“我写情报汇总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向教皇履行义务而是借机要取得中国皇帝的信任。”
造成如此另类默契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费力信件”已经纯粹沦落为一种形式。毕竟他的身份不低了罗马方面也不会强求这么一位大主教去干一些有风险的事情因此重要的是“定期汇报”而不是“汇报内容”谁说罗马教廷就不能搞文牍主义?况且按照西方传统事无巨细都要进行汇总性文字备档费力这样身份的人物其文字报告的历史价值始终是存在的。
关于这次“重开早朝”事件报告风格仍是如此通篇措辞全部采用“充分肯定高调赞扬”的正面文字。并且为了凑足字数除了今天的政治事件费力还专门热情洋溢的描写北京城的玻璃品应用情况:
北京的天气很怪春天极短甚至有直接进入夏天的嫌疑。随便下了几场不大不小的雨素了整个冬天的杨树便冒出了一蓬蓬的新芽远远看过去更像是翠色的花瓣将世界装点得愈加生动。在那一片嫩绿之下是衣衫轻薄的行人正在映着阳光放声大笑。伴随着人们幸福的笑颜是玻璃器皿反射出来的七彩之光因为玻璃品的普及道路两边的窗下、门角大量摆放了各式各样、各种颜色的瓶瓶罐罐闪闪亮晃得人从内到外都充满阳光。于是童话所描写的美丽都可以在这座色彩艳丽的城市中一一对应。
应该说如果不是玻璃工艺的成熟使得人们熟练掌握了颜色的应用以及成本的控制中国人是不屑于使用玻璃品的。
据说早在汉代东方朔就曾经用玻璃杯变过戏法但玻璃制品在中国的待遇仅限于此至于“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诗句也多是另类诗人的另类癖好。
从性价比来看玻璃制品在中国古代确实比不上瓷器。但随着商品社会的到来生产上稍稍受一点儿地域限制的瓷器开始了逐步让位的过程。因为不是什么地方都能生产瓷器加上外贸规模扩大之后瓷器的社会价值更加趋向外销国内整体价格也有所上扬所以不受限制工艺完善成本低廉的玻璃品自然而然的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
正是在这种“商品需求影响消费习惯”的大前提之下小朱大力推广的“窗明几净”计划执行得还算顺利。那位名叫“九斤-童”的玻璃工坊主受政府指派用了整整7年时间终于让北京彻底变成了一座玻璃之城。
面对这座即使在漆黑的夜晚也依旧璀璨耀眼的水晶之城很多文人尤其是西方过来的传教士们都爆了无数的灵感在写给教皇的报告中费力专门摘录了这样一段诗歌来表达玻璃窗、玻璃杯等玻璃制品对人类的巨大功绩:
“在屋外放一盏玻璃樽好用它盛满阳光。多年以后重新打开依旧是那时的味道、阳光、还有风情……”
就在费力这个奇怪的神职人员一边溜达一边记录自己的随想时中国的心脏紫禁城的朝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说如火如荼是因为原本都挺高兴的一次早朝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混战。
先说说对阵形势图吧:
第一阵:阮大铖+张彝宪对抗几近全体北中国的基层官员(县令)。
第二阵:杨嗣昌借势李定国的“各司其职”出手针对五大边区的全体武将。
第三阵:卢象升、熊文灿以“国入丰厚税制完备”为由准备****黄宗羲的“推窗之论”。
第四阵:贺逢圣、洪承畴为的偏传统型官员以“托尔斯泰事件”希望叫停与俄罗斯、欧罗巴等国的外交联系以及“分科取士”。
第五阵:围绕着小朱提交的“桃花票取代蛤蟆票”议题言官为的大多数文臣都互相指着鼻子骂大街。
促成这种大混乱的原因很简单国家很久没开早朝了之前罢朝时采取天子居上书房与分议大臣共同制定方针性政策;然后以太子奉国为表现形式会同诸部大臣共同处理事务性工作。
这种方式还是很有些效率的分议大臣因为自觉受天子垂青而自内心的想成为文臣楷模以不负圣恩那么在制定国策时自然会尽心尽力并且像杨嗣昌、洪承畴、熊文灿、卢象升这些人既有开明眼界亦有基层工作经验所以国策上一直没有出现大的疏漏;
分议之后的事务性工作由于很多臣僚都欣喜的看到国家下一代接班人能够被皇帝授予如此大的自由度不仅可以掌握一定的权限、资源还有人力同时还可以“奉国”身份相应的拍板决策。这样的政体模式可谓开创古今之圣举。太子既可以借助实干而锻炼治国手段还可以提前了解各级别文官的能力、特点所以大家干劲都很足(将来新君继位总不会忘记这些老部下吧)。
换句话说大家已经迅适应了这种工作状态。但现在忽然之间最高的权威者要以早朝的方式重新掌握“具体事务权”了。传统文臣的“应激反应机制”立刻开始运作起来。
这就是中国人的无奈传统之一私下里什么话都好说有商有量嘛也少不了一些掏心窝子的话。可一旦来到公开场合大家立刻像变了一个人明明很简单的事情也要违心的说点儿什么。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明明老百姓对皇上广泛接纳西方传教士的做法很有腹诽但你要是让他公开的表看法时这家伙通常会如是说道:
“皇帝陛下对西洋传教士的亲切态度让我很感动。试想这些国际友人千里迢迢不远万里的来到中国为丰富我们的生活乐趣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为中国人的我又怎么会不感谢他们呢?希望我们能够尽东道主之谊让他们感受到如家的温暖……”
其实想想这种“敦促国民习惯演戏”的传统真是够没劲的!
今天的早朝就是这种传统的反向体现明明所有人都觉得皇上虽说不按常理出牌行事乖张异类但从总体上来看倒是都能够歪打正着渐变成国之良策。
但是当早朝大会召开之后所有人都开始了提意见仿佛这个时候不公开骂骂皇上他就是奸臣似的。偏巧唯一跳着脚拥护天子一切言行的事件恰恰是阮大铖这个老流氓搞出来的因此先介绍闹剧第一阵:
阮大铖、张彝宪这俩宝贝联名奏本用厚达三尺三的奏本状告河南、山东两地的所有基层官员:贪赃枉法、尸位素餐甚至有“为谋私利而勾结叛党”的败类出现!
这个黑状纯粹是睁眼说胡话。小朱当时听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想找块砚台砍下去最次也应该让人把这阮大铖、张彝宪这两个混蛋给叉了出去但政治有时候又不得不做些表面文章:
“阮大铖朕来问你”(臣不敢)“彝宪钱庄的位置所在何处?”
“回皇上所在河南洛阳!”
“哦好你与董祖常前去任职检审之前本在大通营的定陶作坊那边帮忙吧?”
“吾皇圣明小臣至今仍兼定王府丞。”
“好那朕便再问一句你从定陶迁往洛阳任上总共多少时日?”
“…”
听到这话一直得意洋洋、满脸杀气的阮大铖猛地一抖因为这话其实很难回答。他的检审任命是公开行为但私下里却曾秘密入京接受指派要替国家操盘“惊天骗局”。之所以秘密入京是因为总指挥洪承畴希望达到这样一个效果:不是国家挑选阮大铖去的洛阳而是孙传庭在驱逐阮大铖。造成阮大铖有可能再次官场失意的假象好让旧党人能够彻底放下心思步入瓮中。
因此阮大铖现在就面临一个障碍他要说自己早就进行“预审”工作那不摆明了泄密嘛!而且是当着皇上、当着一众朝臣(其中不乏旧党支持者)的面儿泄密这根本就是在找死。
可如果他回答说到了洛阳之后才履行“检审”职责那就反向证明了他在告黑状。因为奏本实在太厚您要是关门关窗户的造谣闷头撅屁股的胡写时间当然很短有个两、三天就足够了。可问题是奏本相当于起诉书而法律文本的要原则就是以调查为基础的大量证据。调查您总是需要点儿时间吧?好么阮大铖总共到洛阳才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最起码要三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试问谁能信?
这已经不是法理还是算数的问题了而仅仅是一个逻辑问题阮大铖这个逻辑如果说不通他就是一个告恶状的混蛋!
想到这点一向机智灵巧的阮大铖也不由得抓耳挠腮。迫不得已之下他一指旁边的张彝宪
“皇上臣赴任洛阳以日而算止三十有九而之前张公绝壅蔽矫已有半年之久。”
“啪叽”阮大铖话音刚落张彝宪险些趴地上。因为他是太监以内臣身份调查地方官员这本是明代惯例。阮大铖按照以往理解皇上指派张公去洛阳应该是有一些交代的。可巧合的是小朱并不是太懂这些门道儿他还真就没做这个特批。
而且张彝宪从元年那会儿起就已经是北中国全体县令眼中的抢钱饿鬼他又不是真傻自己虽说被皇帝力保但毕竟公文中是使用“叱责”字眼的罪臣了这时候还没事儿找事儿的调查人家县令们那还有好吗?
再说了张彝宪之前更接近于“证人”角色阮大铖闹事儿他帮着作证主要矛盾还是集中在阮胡子身上。现在这老儿当面栽赃“证人”变“主谋”“苦主”成“讼棍”这可实在大不妙喽。并且按照明代的规矩张彝宪目前没有品秩能让他旁听朝会已经是开恩之举如果小朱不开口问他他是没资格说话辩解的。所以阮大铖此行让他纯粹是哑巴吃黄连。
“…”
小朱先撇了撇张彝宪再扭头看看旁边这个白胡子老灯儿心中确实很感慨阮大铖也算金榜题名的进士当年还因为成绩出色而成为庶吉士。可看看岁月的痕迹吧当着面儿的胡说八道偏偏自己还不能治他的罪责。
因为阮大铖是彻底摸清了脉络了国家现在越来越有钱当初天灾连绵时官场吏治就透顶更何况现在各个岗位都有大笔金钱交割的现状了。所以如何清理吏治关乎治国。
那么从根儿上讲旧有的监督机制是存在漏洞的。毕竟官员们都是从科举上来的大家拥有共同的审美倾向。真金白银的行贿受贿其实是很罕见的。可要是价值连城的端砚、字画很多人都会丧失抵抗力的。清理总要寻找寻找的根源吧。
因此现在刻意擢拔阮大铖这样身份的人来进行独立审计是遏制的重要手段再配合上重建御史台系统制定官员升迁考核标准化指标详备刑法等手段不会根除但起码会将成功控制到最低限度。这就算达到目的了。
但铜钱两面嘛以阮大铖这样的家伙抑郁了十九年之后忽然被国家授予了检审大权他如果不闹事儿就不是阮大铖了。
起先阮大铖的想法很简单帮着国家骗东林党人骗完了钱财他们的叛乱也就平复了到那时曾经讥讽、取笑、折磨过自己的这些人都将变成阶下囚既出了一口恶气又替国家完成任务这就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啊!而且还是肉三鲜的。
可当他翻查帐目之后那不可告人的龌龊念头也就自然而然的冒了出来。
先大明最基础行政单位应该是县县令作为地方父母官拥有很多实际的事务权。要想理顺骗局中的“购买”环节就必须取得县令们的理解。
可前提是得保密。国家乱卖资源为得是套取旧党现金然后以挤兑方式酿成金融风暴这一整套流程阮大铖是不敢乱说的。更何况即便可以交底儿他也不会说的知道的人越多意味着将来“功劳摊薄”的可能性就越大。为了功劳独享他还会主动隐瞒一些人的。
最后阮大铖就是因为贪污犯的事儿当了一年的太常寺卿居然可以连续十八年悠而无忧可见这小子的贪污手段有多高明。眼下这么庞大的现金流量稍微点点手就是一大笔外快。试问阮大铖如何不动心?而为了避免底下人坏事儿就有必要竖立“威严”。
既然要让“县令们”同流合污最起码也是摄于淫威不敢告密阮大铖必须进行一场清洗运动状告大多数基层官员之目的就在于此。
想通这其中关键小朱恨的牙根儿直痒痒。但阮大铖这种人却恰恰是骗局操盘手的最佳人选同时因为他对所有的歪门邪道都异常门儿清所以用他来当“独立审计人员”又恰如其分。
这也正是小朱不愿意现在治罪阮大铖的原因。所以他只是想针对“时间矛盾”这点来敲打敲打阮大铖。如果阮大铖够担当认下这个栽也就是了。但问题是阮大铖苦盼十九年才熬上了位他当然不愿意放弃即得利益。所以这老小子出卖张彝宪的举动倒是可以理解。
不过阮大铖是可以理解了张彝宪就疯了。而且说道根本很多文臣都了解张彝宪这小子除了脑子缺弦儿喜欢贪污之外本身人品上倒是不算太坏。况且太监嘛有这些缺点的同时还立下不少功绩北京文臣对张彝宪还是比较同情的。
所以眼见张彝宪被阮大铖逼入死角老阮又是大家鄙视了十八年的混蛋并且皇上似乎也不愿意扩大这场风波于是朝会第一阵率先进入闹剧环节。
一众文臣有替张彝宪开脱的有替皇上分忧的还有替那些县令们叫屈的当然还有痛骂阮大铖的。一时间是骂声不绝大家还都是文化人不带脏字的叫骂听得小朱心中爆寒!这要把这些骂人话给记录在史料中去后人可怎么评价呦!
不过小朱倒也想得开因为在他想来反正也要正式建立独立审计机构如果借着阮大铖这次闹事儿能够把监审机制给完善了倒也不失良策。所谓完善不仅要授予阮大铖这样的半职业罪犯以职权还要设定良好的制约机制。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以及最合理使用。
推而广之北海行省正要试行的“全才科举”和“分科取士”如何才能顺利的成为治国良方阮大铖案例倒是提前贡献了宝贵的经验。
“嘿嘿嘿”想到这里小朱对着下面正在吵群架的大臣们嗬嗬的笑了起来。
其实像阮大铖、董祖常这样众口铄金的小人其他还包括黄宗羲(国家不允许他参加科举);刘惟敬、刘梦云兄弟(根本没兴趣科举);李定国(变民军招安);孙传庭(国家法院宣判的罪犯);魏文魁(很早前跟徐光启掰腕子的民间历法家);阎应元(小小的小捕快);梁九、马隆(仅仅是工匠艺人)……等等吧!这些人的命运变化带给了整个社会一种震动当然震动有好有坏。
先这些人目前国家都采取了任用态度他们不同方面的特质、能力被国家安排到了非常恰当的地方;
其次这些人都是传统意义上不得入仕的身份在官场升迁规则中他们属于永远不可提拔的“黑人”。
然而这个世界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恰恰在黑白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灰色地带灰色不像黑白那样简单分明灰色比它们更加复杂。更多的人普通也好优秀也罢不要强求这些人去当好人就算他们不是好人可也绝不是坏人。他们只是普通人。
而“普通人”恰恰也具备了参与“伟业”的资格非要以单一的一种标准来划定上位者与下位者的界限对于国家与民族未见得是好事儿。
因此说以小朱为主导的新派政党大量提拔像刘惟敬、孙传庭、阮大铖这类人才目的只有一个:
“不拘一格降人才”
在整个针对叛党策划的“惊天骗局”中真正的主角是刘梦云其他洪承畴、阮大铖、张彝宪、郑蒙儿等人反而倒是配角。而这个刘梦云又只是大明国土上千千万万个士子中的一员但就是这名普通书生却可以因势利导以金融战争的形式来帮助国家平息叛乱。在现阶段一切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金融战争胜负之间只是所有权的转移问题无故损耗不会太大旧党皇商如果真心悔悟只需一道圣旨财产即可划转回来。小民因为经济实力问题又不会参与太深所受伤害完全可以凭借“分红”方式予以弥补。正是骗局的这个奥妙终将由他的手创造一段传奇。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一个民族多是由刘梦云这样的人组成这个民族的潜力将是多么巨大!
因此如果有人希望制定一套万世法出来然后子孙万代统统按照这个模式来生活永远不变。那么这些人其实跟他们所嗤之以鼻的“旧儒家”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小朱的成功之处也许不是他完成了征定四方、平寇诛清而恰恰是他用那并非完美的大脑以及层出不穷的妖蛾子让大明子民都愿意接受变化享受变化创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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