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局限在星球的表面,而应当延伸到压力巨大的地下。照理来说,大肠杆菌等一般难以在这么高的压力下生存。
以前的实验发现,构成生物的蛋白质等基本结构,在如此高的压力下往往会裂解。但美国卡内基学会地球物理研究所夏尔马博士领导的小组在最近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介绍,在他们的实验中,大肠杆菌不仅在极端高压下活了下来,而且还能进行新陈代谢。在实验中,科学家借用了高压物理学实验工具金刚石钻压槽。放入金刚石钻压槽中的大肠杆菌和另外一种常见细菌,受到了强力的挤压,其承受的压力最高值相当于海平面气压的16万倍。
化学分析显示,在接受压力实验的100万个细菌中,有1存活了下来,这些幸存者仍然能够完成正常的代谢功能,将甲酸盐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氢气,但是,与此同时,它们也付出了代价,许多幸存的个体已经被挤压得面目全非,而且目前没有迹象表明细菌能够在高压环境中繁殖。
近些年来,研究人员陆续在海底火山口旁、两极冰层和地下发现了许多奇异的有机体,这些有机体能够在高温、高放射性、强酸性和极为干燥的环境中生存并繁衍。这次新的研究又将生命的极限做了延伸。夏尔马说,当人类在外太空寻找生命时,应当重新考虑那些从前因为处于高压环境而被忽略的地方,例如,木星的深水层或者火星冰盖的下面都可能有生命形式存在。美生物学家提出:“当你认识到有机体能够在压强达上百吨的地下生存并繁衍的时候,生命的极限已经被延伸了,这就预示了像木星或其他重力巨大的行星上存在生命的可能性。”
1蔡伦造纸:革新还是发明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纸发明后,不但改变了“简重而帛贵”的状况,而且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所以造纸术发明家蔡伦一直受到中外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然而近几十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在一些西汉遗址和墓葬中发现了若干纸状残片,引起人们的关注:难道真是早在蔡伦之前约200年就有了纸造纸术还是不是蔡伦最早发明的新发掘的纸状物到底是什么多年以来,历代使用的教科书都告诉我们,东汉时期蔡伦开始造纸,从此中国就有了“纸”。
然而,日前敦煌出土的大批古纸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纸。“蔡伦发明造纸术”的根据来源于后汉书。由于后汉书作者对这一事件的记录非常明确,并且后汉书在当时和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和地位,所以在没有其他历史文献为证的情况下,后人认定,是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
1957年,陕西出土了西汉晚期的灞桥纸;1974年,甘肃居延金关汉代亭燧故址出土了金关纸;1978年,陕西扶风中颜村西汉窑藏出土了中颜纸。这些考古发现使学术界对蔡伦造纸的观点提出了异议。
一些专家认为,经过考证,这些纸的年代都比东汉早,因此可以说,在蔡伦之前,中国就有了纸,蔡伦不应是造纸术的发明人。另一些专家则对出土这些纸的古墓或遗址的年代以及出土的是不是真正的纸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虽然在西汉时期中国已造出了植物纤维纸,但其质地较粗糙,结构也比较松散,造纸技术仅处于初级阶段,而蔡伦对造纸术进行了重大的革新,才使纸的质量和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成为今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纸。因此,部分专家指出,蔡伦对纸向中国、向世界的推广普及作出了重大贡献,即使不是最早造出纸的人,也可以算作“造纸术”的发明人。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再次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古纸,与以往考古发现不同的是,这次出土的古纸质量较好,纸面平整光滑,质地薄而软,上面还有用细墨线绘制的山川、河流、道路等图形。经专家考证,这张古纸的“生日”是西汉早期,比东汉蔡伦造纸早了300多年。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所知最早的天水放马滩纸,当时成为中国在西汉早期就有优秀纸张的惟一物证。
近日,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的考古研究又有重大发现,甘肃省考古所研究人员在该遗址发掘出土了200多片纸文书残片和麻纸,成为目前中国考古发掘中发现古纸最多的地方。根据同时出土的简牍和地层分析,这些古纸的年代从西汉武帝、昭帝宣元及成帝至东汉初到西晋都有。古纸的颜色和质地也非常之多,有黑色厚、黑色薄、褐色厚、白色薄、黄色厚等8种。从残留在纸面上的残渣看,这些古纸主要用麻织物和很细的丝织物制成,用于书写文件、信件及包裹物品。
此次敦煌出土古纸的数量之大、品种之繁多、时代跨度之久,在中国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这些古纸的发现,使考古界、造纸界和历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一些人对新材料不予承认,而另一些人认为早在西汉初期,我国已发明了造纸术,而且当时造出的纸已经可以用于书写文字和绘图,这比蔡伦早了两三百年。并由此推断:蔡伦是造纸术的改造者,而不是发明者。蔡伦只是扩大了造纸原料的来源,把树皮、破布、麻头和鱼网这些废弃物品都充分利用起来,降低了纸的成本,尤其是用树皮做原浆纸的先声,为造纸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我们分析研究古纸,首先应明确“纸”的含义。
在古代,埃及有草纸,欧洲有羊皮纸,我国有作书写用的缣帛谓之纸和蔡侯纸。其中只有植物纤维制造的蔡侯纸对世界造纸工业的发展及人类文明的传播具有深远影响,其基本工艺一直沿用至今。蔡伦造纸的基本点是植物纤维经过剪切备料、沤煮、舂捣、加入或不加入辅料、抄造成型、干燥,制成符合书写或某种用途的薄片,称之为纸。
通过古纸标本的分析研究,可以知道它经历了什么样的工艺处理。没有经过造纸基本步骤处理的纤维薄片,就不能称之为我国古代传统概念上的纸,如果除基本步骤之外还采用了其他新的工艺措施,在标本上也能留下痕迹,通过分析研究更可以了解当时的工艺。面对近几十年出土的若干西汉古纸残片,中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所都做了大量的跟踪访问和研究。据该所高级工程师王菊华介绍,他们主要分析了8次发掘,近20个样品,基本代表和反映了历次出的土西汉古纸的主要内容。结论认为:“灞桥纸”的切断程度较差,或者基本没有经历过符合造纸要求的切断处理;且经加工后的薄片不是抄造而成,而是人工揭离而成;同时,“灞桥纸”的纤维端部断口整齐,无起毛帚化现象,可见原料没有经过打浆或舂捣。因此,“灞桥纸”不是纸,而是一些废旧麻絮在铜镜下的衬垫物。放马滩纸质地图,由于没有机会取样作破坏性化验,只是根据显微镜外观分析认为,纸地图由许多纤维断片、纤维渣及含量不低的白色泥状细颗粒状物组成,粒状物含量约为3040,有可能还要高一些。由于其含有较常规纸过多的粒状物,因此这纸质地图是不是纸是什么样的纸有待进一步研究。
并且,这样一件物品能在有积水而且死者尸骨都腐烂无存的墓葬中残留下来,也令人生疑。对于几次非墓葬形式烽火隧和驿站等出土的纸状残片,总的化验结果是,残片出土的遗址在时间断代上干扰太大,在某些西汉遗址或西汉土层上出土的残片不一定都是西汉纸。马圈湾部分纸中有填料,有淀粉胶料;悬泉纸中部分纸的原料是树皮,是草浆。根据史书记载,这都是很晚的事了。我国草浆的使用最早也得在唐宋年间,因此结论认为许多遗址干扰太大,很难为据。
综上所述,以墓葬形式出土的西汉纸状残片,有的不是纸,有的不是古纸,有的问题颇多。就在人们争论造纸术发明于西汉还是东汉时,另一些学者透过古纸研究,引发了对考古学的思考。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史前考古学教授陈淳说,西汉有纸的问题实质上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产物,有其产生的外因和内因。外因是长期以来左倾思潮左右学术研究的偏激社会气氛;内因是有关学者学术作风的粗疏和草率。比如宣布西汉有纸的人本身不是考古学者,而是发现所谓“灞桥纸”的人,当时的专业水平并不能胜任处理这类重要的考古工作,再加上我国考古学传统有只重现象不重原因,只重器物不重相关背景的编史倾向,助长起一种倾心于追求中国第一或世界第一,和越早越显赫的不正常心态,致使一些学者不愿意从事必不可少的、常常是枯燥细微而又默默无闻的材料收集分析工作,而醉心于追求急功近利的轰动效应,甚至不惜采取歪曲、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法来达到这种目的。像这样仅仅依据一个遗址或少数几个遗址中出土的几件可疑纸状物来否定和改写历史定论的轻率做法,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任何重要发现的孤例都可能有例外,要做如此严肃的历史结论,科学工作者必须慎之又慎,在没有掌握充分而可靠的证据之前,切忌下任何断然的结论。
纸,作为书写材料,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相传中国上古曾有过结绳记事的时代。那时,连文字也不曾有,更谈不上书写文字的纸张了。商、周时代文字已经成熟,可还不曾有纸,我们的祖先就想出了各种记录文字的办法。他们起初是把文字镌刻在乌龟的腹甲和牛、羊等动物的胛骨上。刻在这些甲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春秋战国以后,我们的祖先又开始使用新的记载文字的材料简牍和缣帛。简牍是几种东西的总称,把竹子、木头劈成狭长的小片,再将表面刮削平滑,这种用作写字的狭长的竹片或木条叫做竹简或木简,较宽的叫做竹牍或木牍。简的长度不一样,有的长三尺,有的只有五寸。经书和法律,一般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简上。写信的简长一尺,所以古人又把信称为“尺牍”。
面对考古界就蔡伦是否为造纸术发明人提出质疑一事。国内首家纸文化博物馆陕西洋县蔡伦纸文化博物馆的高尚馆长认为,直至目前,尚无人能完全证实蔡伦不是我国造纸术发明人,而造纸术不管是蔡伦受前人启示借鉴,还是独创,他对世界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都是功不可没的。高馆长说,不管哪一种观点,都要靠史实来证实。允许有争议,但争议需要古文献、考古挖掘来做充分的考证。就目前资料来看,蔡伦之前,尚没有加工植物纤维制成的纸浆,而蔡伦是有意识采用植物纤维来加工纸浆并规模生产的。而且,考古工作也可能会出现纰漏,比如在西汉的遗址上,也有可能出现东汉时期的物品,要证实其年代,还需要做细致的工作。高馆长称,此前,灞桥纸曾被作为我国最早的纸陈列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但后来由于缺乏史实依据,又从博物院撤了出来。所以虽有文物出土,提出观点前也应进行严谨的论证。
2张大千究竟是功还是过在1940年至1942年,国画家张大千两次赴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加起来约一年多。
当时,关于张大千如何“破坏了敦煌壁画”的种种流言蜚语,曾多次见诸报端。官方也曾一再地对张大千进行“查办”,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就曾给张大千打去措辞严厉的紧急电报:“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以示“严重警告”。接着,大批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奉命”对张大千实施“严密搜查”,结果一无所获。
50年前的公案后来,甘肃省参议会立案控告张大千,说他“借名网利,破坏敦煌古迹”。而且,他们还要求甘肃省驻南京的中央立法委员与监察委员也要对张大千进行“提案弹劾,就近查究”;要求南京政府对张大千“予以严办”,“以重历史文化而儆效尤”。最后,“最高法院”宣判张大千“无罪”。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和敦煌学诞生百年纪念之际,某报一篇长篇报道的刊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张大千是否破坏了敦煌壁画,也就成为了许多人争论的焦点。这篇报道里说:“罗华庆在回答记者询问时指出,张大千剥损的壁画总共约有30余处。”“他首先剥去第一层的西夏壁画,然后又剥去第二层的晚唐壁画,如今人们只能看到最下面的盛唐壁画,而盛唐壁画因前人覆盖时为了增加泥土粘合力,已被划得面目全非。”“如此典型的被他剥损壁画的石窟还有第108窟、454窟等。”报道确定,“这些壁画的剥损是张大千所为”,而张大千这样做,不算是一种考古性质的举动。报道最后感叹说:“100年前,王道士为了整修莫高窟而向外国人出卖藏经洞文物,相隔40年,张大千一面宣扬敦煌艺术,一面却为了个人私欲随意剥损敦煌壁画,这是愚昧时代的两个悲剧。”对此报道,罗华庆认为是“有失偏颇”的。罗华庆说:“在接受该记者采访时,我只是说:”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当年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是一种破坏。他的言下之意,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是情有可原的,他并不是敦煌的“罪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李永翘则认为,该篇报道不但没有“证实和揭开这个历史谜团”,反而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用流言代替历史真实。这位张大千故乡的专家曾历经数年,行程万里,查档无数,对此问题作过全面的调查研究。“无数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张大千先生是清白的、无辜的,他没有破坏敦煌壁画”。“他对于敦煌艺术的功绩,将永载史册”。“张大千是有功的,他是研究敦煌壁画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一人,他对弘扬、传播敦煌艺术做出了很大贡献。”
中国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樊锦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张大千持非常肯定的态度,这与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张大千是敦煌罪人”的说法是截然相反的。她认为,国内的敦煌学在不断的发展研究当中,粗略地划分可以分为三期:早期以张大千、黄子云、何正璜、鹤昌群等画家、专家教授为代表;解放后以常书鸿、段文杰等人为领衔人物;80年代后则是金维诺及更为年轻的研究人员。她说敦煌莫高窟是“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是“古代学术的海洋”,凭一己之力是无法研究敦煌学的,它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故此,她认为,张大千功不可没,正是他和后来的敦煌学权威常书鸿完成了交接。那么,最近关于“张大千破坏壁画”的消息是由何而来的呢樊锦诗认为,这纯粹是听了“传说”,“我们敦煌研究院的人绝不会说张大千破坏了壁画。”她说,早在40年代,曾有“张大千破坏、偷盗壁画”的说法,最后闹到南京的“最高法院”,结果判定张大千“无罪”。现在这一说法,不过是“旧瓶新酒”罢了。如何解释现在敦煌壁画上遭破坏的痕迹呢樊锦诗说,1965年她来敦煌时,莫高窟尚处于缺乏管理的状态,“乱得很”,更何况在40年代。当时,这里还曾用作马鸿逵骑兵的马厩;张大千来临摹壁画期间,人员进出很杂,谁也不能肯定说被毁坏的壁画就是张大千所为。樊锦诗一再强调,张大千至今留下的明显痕迹,只是对洞窟的编号,而编号是研究工作必须做的,现在他们研究人员也会给洞窟重新编号。她同时赞叹说:“他编号的书法雄浑有力。”
3包公墓在何处包公,姓包名拯,字希仁,庐州今安徽合肥人,是我国宋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取进士。他出生于999年,曾任州、县官,后升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开封知府、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病逝于1062年,终年64岁。包拯在一生仕途中,为官刚正不阿,执法严峻,权臣贵戚为之蹙额敛手。他任开封知府时,民间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包公写有包孝肃奏议,主张让百姓“衣食滋殖,黎庶蕃息”,“薄赋敛,宽力役,救灾患”。包拯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王朝由盛转衰的阶段,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屡次兴兵南犯,宋朝统治者却只求歌舞享乐。包拯主张对外选将练兵,广储粮食,以抵御外侮;对内抑制宦戚特权,选用贤俊,广开言路,整饬吏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戚。他严格执法,铁面无私,敢于摧权折贵,为民伸冤,因此深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赞扬,称他“其声烈表爆天下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内外皆不以其官称,而呼之为“公”,民间誉为“包青天”,可见包拯在世时,人们对他的拥护和爱戴。生前如此,死后亦如此,因此包公墓即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明代嘉靖三十四年修巩县志载,包拯墓在“巩县西宋陵”中,清代顺治以后各时期版河南通志皆在此记载。“巩县西宋陵”即今河南省巩义市西南北宋王朝9个皇帝的陵墓,习惯称“巩县宋陵”,其中世人熟知的陪葬真宗陵侧的一座高约5米的圆形冢墓就是包公墓,这是人们原来普遍的看法,“巩县宋陵”也因此成为极负盛名的旅游胜地。
但十几年前,在安徽省合肥市东郊大兴乡双圩村的黄泥坝发掘出了包公及其夫人董氏墓、长子包绍夫妇墓、次子包绶夫妇墓、孙子包永年墓,淝水岸边出土的墓志铭确凿地记述了包公的生平,补充和修正了一些史实,也确切证实了此墓为包氏族墓。
为什么一个包公有两座墓,合肥包氏族墓为包公墓,这是有确切史料记载,那么巩义市的包公墓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巩义市包公墓是人们的臆断吗或者陪葬真宗陵侧的包公墓另有他意认为巩义市包公墓是主观臆断,似乎不能妄加定论,因为巩义市包公墓从明嘉靖三十四年开始,清顺治以后各时期巩县志均有记载,至少经历五六百年,说明巩义市包公墓从明代就已存在。那么,巩义市包公墓究竟修建于何时里面埋葬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修这座墓呢这是人们至今尚无法解开的谜。
两座包公墓之谜尚未解开,而合肥包公墓的发现,又给史学家们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据出土的墓志铭记载,包公本人是“皇舅”,这是鲜为人知的。另外,在合肥包公墓墓地中轴线的西南部,有一座较大的封土堆,高约4米,底径10米,整个外形略大于包拯夫妇墓。从这个封土堆的地表再往下深挖3米,都是清一色的生土,可知这是一座典型的“疑冢”。为何设此“疑冢”呢这也是一个需要我们去解开的谜。
4麦哲伦是怎么死的麦哲伦是欧洲伟大的航海家,他曾多次向葡萄牙国王申请作一次环球航行,但没有获得批准。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后来他移居到西班牙,并得到了西班牙国王的允许和资助。
公元1519年9月20日,麦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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