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出口工业品和投资,最终达到利益一致,资本一体。工业国家提供工业品,农业国家提供资源,这种分工关系维持了很长时间,其间人口虽然急剧增长,但工业人口的比率始终维持在18左右。后进国家已经没有可能通过自由市场经济迈入先进国家,因为根据比较效益,建立自己的生产知识体系和基干产业,需要大量的人材培训,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资金,而且开始时做出的工业品质次价高,还不如把资源和粮食运到工业化国家,然后用空船把外国的汽车运回来。落后国家的资本习惯于做买办获利,虽然从长期来看,建立**的工业体系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但工业体系必须完整才有效益,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并磨合良好需要太长的时间,甚至超出了资本和投资者的理性预期在投资回报时间超出人的平均生命长度以后,投资者的理性假设必须加以修正才能符合现实,因此落后国家的买办资本始终不能发挥出与发达国家的资本类似的作用,乐于通过依附外国来得到稳定分配的残羹冷炙。
进入20世纪80年代,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
第四节水际制造业的兴起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先是亚洲四小龙nies诸国,然后是asean诸国,进入90年代,中国和越南等也相继开始了工业化。但这种工业化的与欧美日的工业化是完全不同的。从表面上看,东亚一片繁荣,似乎要出现新的发达国家了。但情况并非如此。
70年代石油危机,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产生巨额贸易赤字,世界中流通的美元迅速膨胀。8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金融管制取消,使得资金跨国境移动迅速扩大。日元升值,压制了日本的直接出口,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产业大规模转移,亚洲诸国大力引进外资,从中获得“工业化”的资金。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这些落后国家可以直接从日本等先进工业国购买计算机控制的生产设备。以前需要长时间培训和经验的精密工作和经理事务,现在只需要短时间的计算机操作训练就能胜任。不需要培训中间管理职和中坚技能者,就能够制造高品质的产品。大力发展以组装工业为主体的来料加工业。因此一时间,整个世界的轻工业都向东南亚转移。这些国家不需要开拓国内市场,生产的制品一律出口,主要目标是北美。这种制造业依赖于外国资金、外国技术、面向外国市场,为了方便外资进出,主要集中在沿海,所以又叫“水际制造业”,是亚洲诸国工业化的模式。中国进入8、90年代,抛弃了原来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设立经济特区,追随亚洲诸国采用“水际制造业”日本名词,或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水际制造业”使新加坡、香港这样的国家和地区达到很高的经济水准,但这仅仅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的文化背景接近西方,适合作为外资和物资的集散中心,并不代表“水际制造业”真能带来繁荣和富强,正如上海的繁华与苏州累死的民工没有关系一样。对于巨大的中国,出口主导的“水际制造业”并没有使社会工业化,反而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原来的民族企业、自主开发能力和国内市场逐步丧失。而通过“水际制造业”创造亚洲经济奇迹的亚洲诸国,在经过短时间繁荣后,遇到了挫折,依然被阻在工业化的另一端。
“水际制造业”的实质,是工业国家把处于产业链最底端的劳动密集型的组装业转移。原来只掠夺后进国家的资源,现在还掠夺劳动力。21世纪的国际关系由图3表示。
图321世纪的国际关系
先进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优质工业材料不是矿产资源,而是先进的重化工产业的产品、基本配件和机器设备。发展中国家利用自己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为先进国家提供廉价的工业品日文为安价品。如果说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里,先进工业国家还有与机器赛跑的产业工人,接受残酷的剥削压迫。那么到今天,现代工业则把第三世界的劳动力转化成了不知疲倦的人肉机器。先进发达国家的普通劳动者中产阶级化,安稳富裕,乐于支持现有秩序,而后进国家则绝对贫困。
第五节“水际制造业”的虚弱体质
亚洲诸国采用的是“水际制造业”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亚洲诸国还维持经常项目下的黑字出超,然后转换为赤字,并显著扩大。经常项目收支除了贸易收支外,还包括1运费、保险、旅游等服务业收支;2直接投资和证劵投资的收益、雇佣所得等的收益;3无偿资金援助等。其中前两者占大多数。贸易赤字的最大原因,是作为亚洲诸国发展战略基础的外资依存型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亚洲诸国积极吸引外资,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大力发展组装加工业为主体的出口产业。但是基本配件、素材和机械设备等基干产业并没有得到相应发展。结果,所有的国家都演变成了出口增加,进口也伴随着增加的贸易结构。此外,各国竞相发展对基本配件等进口依存度极高的电子产业;并在国内购买力稍有提高后,建设面向国内市场的汽车和家电等工业生产增加;为了维系这种“工业化”进程,还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为外资做配套项目。由于这些国家本国没有基础产业,大部分建设物资都需要进口,这些因素导致基本配件、素材和机械设备等进口急剧增长,贸易收支的赤字大幅扩大。最后外资企业的生产逐步走上正轨后,开始向海外汇出利润,最终导致了经常项目下收支恶化。
亚洲诸国有很高的储蓄投资率。96年平均约36,远远超过其它地区。世界平均的储蓄投资率95年为2123。与亚洲诸国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拉美诸国约为20,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诸国也在20上下。进入90年代,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投资率大约一直在40以上。印尼96年达到了38,韩国95年是37,中国93年后达到40左右。作为对比,高度成长期的日本,60年代平均32,70年代平均33。对比可见,亚洲诸国的投资率非常高,对于基础设施匮乏的亚洲诸国,高水准的投资是维持持续经济增长的不可欠的条件。但亚洲诸国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是投资方向,大量的资金涌向不动产,使不动产泡沫化。重复投资,使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投资效率低下。第二是投资资金的构成,国内储蓄不足的部分外资依存,尤其是对短期资金的依存度过高。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技术蓄积,使得投资只能流向泡沫领域或重复建设。换句话说,本国的资金积累在国内不能买到投资所需要的物资,只能投机或搞房地产,要投资工业就必须用外汇向拥有基干产业的国家购买物资和技术。
伴随着经济增长,这些国家的外资流入一度急增。外资流入急增的原因是:1庞大的投资需要;2外汇管制放松和外资出资比率上升,及各种吸引外资政策的实施;3本币与美元挂钩,降低了汇率风险,同时本币提供高利率。外资大量涌入,使本币面临升值的压力,为了维持出口的竞争力和防止外资套现获利,不得不大量增发货币,而新增货币又大量流向奢侈消费及房地产等产业,经济进一步泡沫化,经常项目收支更加恶化。必须靠大量外资的流入或直接贷款来掩盖经常赤字的本质,泰国9096年间累计的经常赤字636亿美元,资本流入为944亿美元。韩国累计经常赤字488亿美元,资本流入为716亿美元。其它经常赤字国印尼和马来西亚也与之类似。由于外资大量流入,没有必要采取内需抑制等政策改善经常收支,经济空前繁荣。外汇储备急增,剩余的资金又购买美国的国债,成为资金的供给者,“实力”急剧增长。
但是,西方资本不是慈善家,外资总是要还的,随着外资流入的减缓及外资企业利润的汇出,经常项目下的赤字往往在瞬间表现出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水际制造业”的门槛低,其他国家迅速加入竞争和出口增长率低下西方对低技术产品的需求有限,本国消费者又不能支付外汇,外资流入会发生逆转,国内资本为了规避风险,也一并出逃,经济的崩溃就如雪崩一般,所有的投资者不约而同的挤兑外汇,撤出投资,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一瞬蒸发干净。事实上,本来就没有什么财富,所谓的高技术工厂只是发达国家不屑于搞的组装车间,一度兴旺发达的大学教育不过是为组装工厂配套的技术学校,而帐面上虚涨的财富仅仅体现了外来资本对低技术品出口高增长的一种预期。一旦这种预期撞上了狭小的世界市场的边界第三世界即使“工业化”,大部分人依然穷困,世界市场始终依赖于西方国家的购买力,泡沫自然会随风而去。
海外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例,96年时的数据是:韩国11,泰国18,马来西亚23,印尼16,菲律宾50,中国14。这种靠海外资本流入支撑的经济,如果面对资本流入减缓和资本流出的增加,就不得不采取抑制投资、削减进口、财政均衡化等措施改善经常项目下的收支。亚洲诸国采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提高了产品加工能力。但这种发展方式使各国产业构造趋同,各国的竞争关系非常强。亚洲及世界市场的轻工业品供给过剩,价格下落。而90年代前期的高度成长使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不足,劳动力价格上升,投资的比较优势丧失,一增一减之间,危机只是迟早的事情。
第六节水际制造业的通货危机
支付能力危机并不是在直接投资停滞后立刻到来的,直接投资开始减少以后,证券和外债形式的外资还在大量流入,经济依然保持繁荣。中国以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全面进入“水际制造业”。94年初人民币并轨贬值33,出口竞争力增加,廉价的工业品出口增强,导致亚洲诸国的出口急剧下降,经常赤字大幅扩大。于是外国资本对亚洲诸国债务返还能力产生疑问,外资的流入一夜间逆转,汇率急剧下落,金融危机爆发。1997年金融危机从泰国发端,然后迅速波及亚洲诸国,全部资本外逃,“东亚模式”的神话到此破灭。
一旦危机开始,国家的具体情况如下:首先汇率大幅下落,进口物价急剧上升,产生剧烈通货膨胀,实际工资水平急降,个人消费能力基本消失。企业在内需不振,汇率高涨,外资债务上升的情况下,被迫削减设备投资和投机性投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为了减少经常赤字,许多工程中止或延期,建设投资低落,大批的房地产成为烂尾楼,连同被裹胁进投机行动的民众存款一同化为垃圾场。工业企业和投机企业的破产致使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增加,信用等级下降,储蓄流出和外国银行贷款回收压力增加,资金不足现象频发,反过来又影响了残存的工业企业的运转。此外,在泰国、韩国和印尼等国,为了重建金融系统,对经营恶化的民间银行进行清算和营业停止,短期内又增加了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不安。就这样,亚洲诸国的经济,随着汇率下跌,内需低迷、企业业绩恶化、金融系统混乱,这些因素又促使汇率进一步下落,形成恶性循环。资本外逃,外汇储备枯竭,公私的外货债务不能返还。实际代表外国债权人的i往往在这时伸出“援助”之手,首先不能返还的私人债务要转化成国家债务。然后是强求财政收支经常收支均衡,金融市场股票市场自由化,以方便海外投资的进出,增强海外投资者的信心。最后,国民经济进一步依附化殖民化,外资以低价收购了比原来更多的企业,甚至可以取得一贯受国家保护的少数民族产业的优质资产。整个危机结束后,外国投资者取得了更大的控制权,工资水平下跌到工业化以前的水平甚至更低,整个国家数年的动荡只是为西方国家提供了更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否投资利用这些劳动力,给他们被剥削的权利,还要看是否有其他国家提供更便宜的劳动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工业化”国家只能守着空空的厂房,追忆以往的繁华。
经济学中素有雁行战略的说法。亚洲是以日本为头雁提供基本配件、素材和设备,然后按照nies、asean、中国越南的次序,逐次建立“水际制造业”,雁行发展。亚洲飞雁其实不过是80年代拉美山鹰的翻版。80年代拉美国家由于累计债务问题引发严重经济危机。债务国在i主导下构造改革,彻底依附化。94年墨西哥再次爆发金融危机,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又传播到拉美。2001年阿根廷又爆发金融危机。这一系列的事实的具体过程正好印证了上面所说的发展过程。
在第三世界的雁行发展队列中,拉美诸国最先发展,得益于当时中国和印度不开放,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又处在动荡之中。拉美诸国相对稳定,接近西方文化,容易吸引西方投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后来东南亚的国家开始稳定开放,人民比拉美诸国更勤勉,愿意接受更低工资,于是拉美诸国的投资比较优势消失,遭遇债务危机,发展中心转向亚洲诸国,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再后来,中国印度也加入了雁行队列,海量的劳动力且能够接受更低的工资,亚洲诸国的投资优势很快消失,爆发金融危机。从增长率来看,中国目前依然在繁荣之中,这只最大的飞雁的结果会如何呢
第七节基干产业是怎样炼成的
现代工业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工业体系,工业体系的核心就是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等产业组成的基干产业。有了基干产业才是工业国家,才有机器般的经济效率,而不是依靠调动人的积极性与机器赛跑。
日本比西方晚了近百年才开始工业革命,已经没有可能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建立自己的基干产业。日本先发展纺织业,出口换取外汇。然后用外汇购买欧洲的机械和金属,用这些机械和金属发展自己的基干产业和重工业。用重工业强化军事机器,占领和支配殖民地,掠夺资源。这些资源又用于发展重工业,强化军事机器,进一步扩大对殖民地的占领和支配,掠夺更多的资源。太平洋战争爆发,纺织业的出口断绝,于是轻工业被强制转产,成为军工厂的配件车间。1945年,日本战败,军事机器瓦解,资源输入断绝,基干产业也受到了很大破坏。战后被迫采取倾斜生产的发展方式,煤炭钢铁先行。先挖煤,再炼钢,钢材又用于挖煤,循环扩大。然后用钢生产工作母机,再用工作母机生产各种产业机械。最后逐步扩大到用于民生的轻工业。在基干产业恢复过程中,国民的消费被尽量压缩,消费品配给,粮食强制收购,取缔自由市场。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日本又作为工业国家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
日本从领主封建社会开始现代化变革,由于原有的上层阶级力量弱小,文化不够强大,所以变革力量能先从文化入手,改造社会,迅速工业化。中国却拥有前工业化时代最优秀的官僚体系,是以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自耕农为主体的小生产社会,农业社会能调动强大的资源,工商业社会只能在夹缝中发展,缺乏组织性协调性,是一盘散沙。中国自秦朝以来,人身依附式的封建社会已经瓦解了两千年,也最早开始世界贸易,还在公元1000年后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但始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这也许是偶然。但中国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不断向西方学习的,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始终一无所成,只能解释为思路不对,看不到现代工业经济的本质。始终是用传统的小农思路,经济效益为中心来解释理解西方的思想,学习和使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结果非但没有完成整个社会的组织化和协调化,反而使国家趋向瓦解,人民成为一盘散沙,任人宰割。
思路不对,是文化问题,没有文化革命,中国没有建立起基干产业的可能,不能实现工业革命。没有基干产业,国防就不能自立,经济也不能自立。经济不能自立,政治自立自然是空话。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实际统治者是英美日的商会同盟,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各路实权人物,其实只是外国商业利益的傀儡,或许他们个人不愿意做傀儡,但国内没有基干产业,为了维系政权,必须从外国得到现代化工业资源、管理资源,换取这些资源的代价就是对外国资本言听计从。2、30年代的黄金十年,所谓的工业发展,只是以外国投资为主导,使用外国设备和技术的轻纺业,是殖民地经济。作为黄金十年的结果,中国工业只能仿制简单枪械,抗战时不能为前线提供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重炮,买来的德械师一溃千里。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1949年,中国开始了文化革命,社会组织化协调化。以1956年引进苏联156项重点工程为标志,从钢铁业开始,比日本晚了约百年才开始了工业革命。但中国工业革命已经没有当时日本的优越环境,日本赶上了列强争霸大殖民时代的末班车,可以游走于列强的缝隙之间,还可以争夺殖民地,释放下层人口,掠夺发展资源。中国只能采用比日本更加极端的倾斜生产方式,建立自己的基干产业和生产知识体系,完成工业革命。基干产业不是提供最终产品,而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装备、素材和技术等中间生产物,与市场需求没有太多关联。基干产业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它遵循技术自身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对于追赶型的国家来说,有前人的经验做参照,不需要市场的指导,也能够把握工业技术的发展方向。
在农业国家,最初只能靠手工造扳手、改锥,然后这些东西加熟练工人就可以造简单的钳工机械和水准尺。有了钳工机械、水准尺才能造车床、游标卡尺等等。然后从车床,精密点的测量仪器再加初等电子控制就能造出更高水平的机床。用机器制造更高水平的机器,不断循环,其间各门类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不断培养升级。机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添加逻辑电路、单片机,最后数控机床诞生。有了高水平工作母机后和技术人员后,就可以为各行各业设计生产量产型的产业机器,整个国家迈入工业时代,并拥有了不断增长提高,跟上甚至领导世界工业技术的步伐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一步把持不住,试图为外国打工,换取技术和物资,就容易被拉入外国的工业体系,从工业基本标准到核心技术研发都走上殖民化道路,为外国打工的工业部门也因为能够从外国更强的基干产业获得资源和利润,形成相对庞大的利益集团,最终主导国家的发展方向,数十年的辛苦会在数年内付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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