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的评价
(1503~1583年),汉族。字子升,号少湖,又号存斋,明松江府华亭县人(今上海松江区)心学(王守仁创)传人。早年即工诗文,善书法。嘉靖二年(1523年)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因忤张孚敬,被斥为延平府推官,受此挫折,从此谨事上官。延平多盗,到任后捕剧盗100余人;清理积案,释出系囚,赢得声誉,升为黄州同知,后又擢为浙江按察佥事,进江西按察副使,并主浙、闽二省学政。皇太子出阁(读书),擢为国子监祭酒。后又进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朝廷机要大事。曾密疏揭发咸宁侯仇鸾的罪行,且擅写青词,为嘉靖帝所信任。这时,严嵩当政为首辅,和严嵩一起在朝十多年,谨慎以待;又善于迎合帝意,故能久安于位。
倭寇蹂躏东南,侵扰松江,力主发兵平乱。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得知帝对严嵩父子的不法行为已有所闻,于是就命御史邹应龙参劾,终于使严嵩罢官,其子严世蕃谪戍。徐阶则取代严嵩而为首辅。在任期中,徐阶一眼相中张居正,并提拔,而正是因为这次提拔,让张居正得以施展抱负,成为一代名臣,力挽狂澜。终于成为大明帝国时期的一代名相。
高拱的评价
高拱生于明武宗正德七年十二月(1513年1月),出身官宦世家,生而相貌魁伟,自幼颖敏好学。五岁善对偶,八岁日诵数千言。为文雄健开爽,出入意表。年十七乡试夺魁。嘉靖二十年(1541),登进士第,选庶吉士。他由此从政三十余年,共提职十四次。二十二年(1543),初任翰林院编修。三十一年(1552),裕王出阁讲读,任其首席讲读官。三十七年(1558),主持顺天乡试,升侍讲学士。拱侍裕邸九年,深得裕王的赏识和倚重。三十九年(1560),升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事。四十一年(1562),升礼部左侍郎,后兼学士。次年(1563)转吏部左侍郎兼学士,掌詹事府事,参与重录《永乐大典》。四十四年(1565),主持乙丑会试,升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四十五年(1566),以徐阶荐,拜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政。同年十二月,世宗崩,裕王即位,是为穆宗,改年号隆庆。元年(1567)二月,晋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四月,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五月,因与首辅徐阶矛盾,辞官归里。三年(1569)十二月,穆宗召高拱还阁,以原官兼掌吏部事。次年,俺答汗之孙把汗那吉来降,高拱与张居正力排众议,使封贡得以成功,因进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大学士,后进柱国,中极殿大学士。。李春芳致仕后,任内阁首辅。六年(1572)正月,加柱国晋中极殿大学士,余官如故。五月穆宗崩,六月十日神宗即位,十六日即以“专权擅政”罪名,斥逐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高拱就这样“志不尽舒,才不尽酬”,被罢相归家。归家后,发愤著书立说,万历六年七月(1578年8月)病卒,享年66岁。葬于县城北部阁老坟村。
高拱不仅是一个有干略的政治家,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两者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
张居正的评价
张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5月24日,卒于公元1582年7月09日。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 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辚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23岁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隆庆时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
在隆庆年间张居正则是明朝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时局的败坏,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目极心如*,顾望但怀愁。
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厌六年(1572),意外的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 神宗,即北京定陵的墓主) 。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得以循序升为首辅。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他有句名言: “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 ”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 非耶? 都已成为既往。历史关注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策,使王朝转危为安,力挽狂澜于既倒!
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冯保评价
冯保于嘉靖年间入宫,善琴能书,他从万历皇帝即位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最为辉煌的时候,在万历即位的前十年间与张居正一起呕心沥血倾力为国计民生着想,推行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成效卓著开创了万历新政的新局面,使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富庶的几十年。在万历初期张居正改革的过程中冯保扮演了一个及其重要的角色,他作为张的重要同盟,对于稳定内廷特别是他作为万历的大伴深受小皇帝和李太后的信任。同时作为内相的冯保把持的司礼监与张居正把持的内阁达到了空前的统一。正因为如此张居正的改革才可以顺利进行。在整个明朝历史上,太后、张居正和冯保可以说是整个明朝的高层管理铁三角。在这种君臣关系密切、大家互相信赖的极其和谐的政局关系中,内阁一应事宜有张居正秉断,冯保则适时的协调着大内、东厂、皇帝、两宫太后、皇亲国戚、阁臣之间的关系,大明王朝出现了国泰民安的歌舞升平现象。
冯保入宫几十年,目睹了政治斗争往往都是两败俱伤的下场,所以,他是深知其中险恶。穆宗临终前,将冯保任为顾命大臣,这使他感到莫大的荣耀。所以,在神宗面前他即是一名忠心的仆人,又象是一名严厉的师尊,他一心一意遵照遗诏去做事,为了确保大明江山,他不惜鱼死网破与高拱争斗,不畏张居正的铁腕政策与他反目。他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了大明江山的利益。十年以后,神宗由一位由他扶着登基的小皇帝,变成一位年青固执的青年君王。他将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大伴”发配到南京去种菜园子。风烛残年的冯保似乎早已料到今日的结果,他平静地接受了神宗对他的罚治。面对冯保的一生,《明史》都称他有“儒者风度”。冯保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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